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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要创作出好作品,请你不要过得太开心

2016年7月11日      来源:知乎日报

「穷而后工」现象真的存在吗?

王也

“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”……

司马迁在不朽名篇《报任安书》中的这段话,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。太史公认为,古人往往在“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”的时候,才会“退而论书策,以舒其愤”。用一个成语来总结,就是“穷而后工”,意即文人在穷困不得志之时,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。

乍看上去,这种说法似乎很符合我们的常识。老杜若不是后半生辗转飘零,怎么写得出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”这样的名句?李后主如果没成亡国之君,自然也不会有“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”的感叹。

事实上,类似“穷而后工”的观点不仅是东方独有。在西方的心理学家中,也有不少人认同负面情绪对创造力有推动作用。然而,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,我们总免不了要问:怎么才能准确地衡量艺术家的情绪状况?有没有可能,是澎湃的创造力引发了负面情绪(比如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,人更容易感到失落),抑或是某个不为人知的因素同时影响了这两个变量呢?

在即将发表于《经济与统计评论》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,来自南丹麦大学的经济学家 Karol Jan Borowiecki 巧妙地用定量方法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。他使用文本分析的技术,考察了三位大作曲家:莫扎特、贝多芬和李斯特一生中写下的全部书信。因为这三位大师都是年少成名,所以他们的所有信件都得到了后人的妥善收藏和整理,如今已经被电子化,并被翻译成了英文。而他们的生平和活动范围也有颇多重合之处,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时代和地理因素的干扰。

从书信文本中,研究者首先摘取了那些被认为能够反映人类情绪的单词,如 love,happy,hurt,nervous 等等。文本分析发展至今,学术界已经为这些常见的词汇建立了一个“情绪词典”,从而每个词都在其中对应着某个情感等级。根据和词典比对的结果,和各个单词在信中出现的频率,研究者就可以计算出在这封信写作的时间点,作曲家的情绪状况大致如何。

接下来,Borowiecki 教授又基于三位大师的传记,整理了他们各部重要作品问世的年份,和他们一生中的重大事件。简单的回归分析表明,在控制了收信对象之后,作曲家们随着年龄增长会更容易表现出积极的情绪,新作品的问世以及外出旅行(或者巡回演出)也会让他们更加快乐;而亲属的生病或死亡则会导致负面情绪的显著增加。婚姻并没有对三位艺术家的情绪造成明显的改变。

那么,处于低落心境之中的作曲家是否真的更加高产呢?为了排除反向因果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,Borowiecki 教授利用了亲属的突然离世给大师们带来的冲击。在 18、19 世纪的欧洲,由于医疗和通信技术尚不发达,亲人的离去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,因此可以被认为和其他决定创造力的因素无关。而如前所述,作曲家们的情绪却会因为此类悲剧的发生而更加消沉。对比亲属去世前后三人的表现,研究者发现,他们的负面情绪指数每增加 9.3%,下一年中新创作作品的数量平均来说会上升 0.25。如果进一步将负面情绪细分为愤怒、焦虑和悲伤三类,那么悲伤对创造力的正面影响将是最大的。

然而,有没有可能是辞世的亲属为作曲家留下了丰厚遗产,使得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工作呢?研究者指出,在冲击发生前后,作曲家在信中提及自身金融状况的频率并未改变,因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。同时,统计分析还显示,结婚或者获得固定职位,也会明显降低大师们的创作效率。

这样看来,“穷而后工”确实不无道理。或许正是由于对人类的苦难感同身受,大师们才能够写出那些直击人心的文字和乐章。如同罗曼•罗兰在《贝多芬传》的结尾中所写的那样:“由痛苦造成的人,世界不给他欢乐,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!”

参考文献:

Borowiecki, Karol Jan. "How Are You, My Dearest Mozart? Well-being and Creativity of Three Famous Composers Based on their Letters."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" forthcoming.